“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最需要的诉求是什么？”
“法治。”面对中新网记者的提问，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伟忠脱口而出。他坦言，企业不需要额外的照顾，更想要公平的营商环境。
2023年，杭州GDP为20059亿元，首次跻身“2万亿俱乐部”。某种程度上，拼经济就是拼营商环境。如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公平公正的环境，司法保护是最后一道防线。
叶伟忠接受中新网专访时介绍，去年来检察机关以“887”(“帮帮企”)系列行动为抓手，依法能动履职、维护经济秩序、强化法律监督，持续打造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刚需匹配的法治产品，激活“企业细胞”、孕育“法治沃土”。
依法能动履职与审慎善意并重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涉企案件的办理往往面临矛盾：如果构罪即诉、一诉了之，可能会造成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如果简单从轻处理，可能导致企业“带病”运行，也有失法律公正。
“对此我们保持理性谦抑，释放司法善意，既坚守法治底线，又优化办案方式，最大限度限缩司法办案的负面效应。”叶伟忠表示。
杭州某网络科技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纳税超亿元，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几年前该公司发现某业务板块中部分代理商可能存在发布违法信息的情形，但为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相关负责人规避查处。案发后，公司第一时间下架相关业务，并主动退出1350万元非法获利。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我们多次实地走访企业，发现其作为一家成长型科技企业，规模发展迅速，且公司在停止违法行为后业绩稳中向好。”该案承办检察官、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裘少波表示，该公司管理层涉案人员众多，如果简单地就案办案，可能企业就会倒闭，众多人员将会失业。
为最大限度挽救企业，西湖区检察院将涉案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制度融合推进，督促企业重新审视经营流程和机制漏洞。合规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防止办理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是近年来杭州检察机关一以贯之的立场。
叶伟忠介绍，杭州检察机关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和罪名的涉案企业“量身定制”合规方案，让“带病”企业经过合规建设“换羽新生”。其中重点强化顺应杭州发展特质的知识产权创新保护、数据安全保障等领域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杭州检察机关对整改合格的17家涉案企业34名责任人员依法作出宽缓处理，推动“法治元素”成为企业“发展要素”。
维护经济秩序与创新活力并行
如何更实更优保护市场主体？杭州检察机关“内外兼修”，一方面依法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各类犯罪，另一方面积极回应企业法治需求。
为了让企业心声和诉求直达检察机关，去年来，一个个“检察e站”在杭州各地落地生根。
这是一个面向群众、基层、企业等多元群体建立的，集法律监督线索举报、群众控告申诉、涉企法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检察服务平台。通过“线上小程序+线下小站点”双线推进模式，财盛证券旨在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侵权公司利用员工在我公司任职期间掌握的技术信息，销售与我公司高度相似的产品。”去年，杭州市钱塘区一家研发生产新材料的民营科技企业创始人通过“营商环境检察e站”反映，侵权公司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该企业造成了数亿元经济损失，影响企业创新发展。
由于该案涉及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性强、涉案金额大，钱塘区检察院引入专家参与办案，破解商业秘密密点认定与侵权数额认定难题。
“我们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两家企业在当地发展良好，倒闭哪家都很可惜，最好都能保住。”钱塘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琴芳介绍，检察机关推动双方和解，侵权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并提前数月退出侵权业务领域，被侵权公司除挽回损失3000万元外，市场占有率也从30%提高至45%。
“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让我尽快回到公司，我为自己和公司高管安排了三年的法治教育，公司也积极转型，新产品陆续投产，希望能重新起航。”侵权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已走上发展正轨。
为当好企业健康发展的“老娘舅”，杭州检察机关还在桐庐挂牌成立首家集投诉监督、企业合规、社会治理等职能于一体的营商环境监督和服务中心。
“记得中心成立不久就有两位从广交会回来的企业经营主找到我们，希望为企业量身定制‘合规套餐’，对企业经营、用工等方面进行风险防范提示。”桐庐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鑫玲介绍，除预防性合规，该中心还同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以“双合规”模式扩大企业服务面。
以试点设立营商环境监督服务中心为契机，杭州进一步做实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本地民营企业和外地民营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和小微型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强化法律监督与厚爱支持并举
知其源，识其旨，还需懂其法。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如何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数字之城杭州方向清晰——深化数字赋能监督。
“我们将数字检察作为法律监督手段的革命。如大数据法律监督突破‘人找案’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支撑‘案找人’能级跨越。”叶伟忠解释说。
具体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个案的基础上，通过收集数据，分析、碰撞、挖掘发现治理漏洞或监督线索，推动办案模式从“个案为主、数量驱动”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转变。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王某因身份信息被冒用而被限制高消费；朱某某通过购买、借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注册26家公司骗取各类奖金、补贴近百万……看似独立的案件，却指向了共同的问题。
拱墅区检察院按图索骥梳理类案，依托数智监督云平台排查出涉案空壳公司220家。后通过建立空壳公司失管及立案监督模型，在浙江省内排摸涉空壳公司线索8000余件，监督刑事立案213件341人，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清理问题公司3000余家。
“这么多空壳公司存在于市场中势必会造成劣币驱除良币，大数据监督模型能够通过数据的不断更新使这一现象得到长效久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更加良性有序的发展环境。”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陈晓麒分析说。
目前，杭州检察机关已统筹推进空壳公司、非法改装货车、危险废物处置等35个领域177项有效算法模型，产出线索4万余条，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叶伟忠表示，杭州检察机关将围绕“887”(“帮帮企”)系列行动，在打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服务保障跨境贸易、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等领域，全面搭建涉案企业权利保障“绿色通道”，织密执法司法联动“护企网络”，将检察专业化服务“产品线”延伸到参与社会治理的“市场检察”和“司法文明”两大高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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